见龙在田：洛阳出土铜镜上的龙纹纵览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实际上，镜子也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沉默而凝重。大默如雷，大象无形。透过一面面镜子，看到的是故都洛阳变幻无常的历史风云。在70余年的田野考古发掘中，洛阳地区出土铜镜大约3000面，已发表的铜镜资料数量较多，需要进一步整合。铜镜出土范围广泛，包括洛阳市区及所辖的九县六区，涵盖洛阳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及邙山墓区。洛阳出土铜镜上的龙纹，见于战国至宋元时期的镜背。其时代跨度较大，种类丰富，形象生动，可谓地不爱宝，神龙隐见。

　　战国时期，风起云涌，群雄并起。洛阳贵为天子之都，聚百工于宫廷，制作了大批王室重器，尽显皇家奢华，其中不乏工艺超常、精美绝伦的镜鉴佳作，如金银错狩猎镜、嵌玉琉璃镜、镶嵌琉璃珠六山镜等，代表了战国铜镜制作的最高水平。战国铜镜主要出土于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及北郊邙山一带的墓葬中。出土数量虽少，但珍品仍存，如镶嵌料珠琉璃珠包金箔四山镜、镶嵌琉璃珠六山镜、贴金银箔四兽透雕镜、花枝透雕镜等特种工艺镜。

　　1927-1931年，传洛阳金村战国墓中出土的龙纹镜包括一般工艺镜与特种工艺镜。一般工艺镜有现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图一）、日本永青文库的三龙十二连弧纹镜，龙首昂起，短角后伸，呈顾盼之姿，两足而行，双翼回转。

　　图一 传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三龙十二连弧纹镜（霍宏伟、史家珍主编：《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上册，图8，科学出版社，2013年）

　　特种工艺镜有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错金银六龙镜、纳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藏透雕四龙镜、日本兵库县西宫市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两面彩绘透雕三龙镜（图二）。其设计巧妙，布局妥帖，造型独特，工艺制作复杂程度超出今人的想像，堪称洛阳战国铜镜之精华。1988年，洛阳市西工区第一百货公司战国墓出土一面透雕四龙镜亦为精品（图三）。以柿蒂纹钮座为中心，两侧各置一组两条龙纹，瞋目张口，龙角卷起，S形身躯，与山东博物馆展出济宁梁山银山出土透雕八龙镜上的龙纹造型相同。洛阳战国铜镜上龙纹特点，整个身躯为蛇形，大多有龙角，张口，长尾略卷。

　　图三 洛阳西工区第一百货公司战国墓透雕四龙镜（《洛镜铜华》上册，图29）

　　西汉时期，洛阳为河南郡的治所。新莽之际，为新室东都。东汉光武帝刘秀一统天下，定国都于洛阳。汉镜名品荟萃，种类繁多，如草叶纹镜、星云镜、日光镜、昭明镜、铜华镜、博局镜、神兽镜等两汉时期铜镜，让我们感受到了“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汉家豪情。两汉铜镜在汉魏洛阳故城遗址、汉河南县城遗址周边区域的墓葬中发现数量巨大，田野考古资料发表较多，科学性强，具有断代标尺意义，以1952-1953年洛阳烧沟汉墓出土118面、1957-1958年洛阳西郊汉墓出土175面铜镜最具代表性。

　　属于西汉早中期的龙纹镜，有洛阳偃师博物馆藏四乳双龙镜、1958年洛阳金谷园8号西汉墓出土双龙双凤镜（图四）、洛阳CM1883号西汉墓出土四龙四璧纹镜、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长相思四龙镜。这一时期的龙形如同长角带足的细蛇，屈曲回环，颇具阴柔之美。即使是1996年洛阳车站公安分局宿舍楼267号新莽墓出土西汉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四神博局镜上的青龙，其身躯还是婀娜多姿的蛇形。而洛阳烧沟西汉晚期墓一式四神博局镜、四式四乳龙虎镜上龙的身姿已是兽形，昂首扬尾，呈奔跑状。

　　及至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四神博局镜盛行，铜镜制作质量提高，出现诸多上乘佳作。作为四神之一的青龙形象，造型各异，体态多姿，为今人提供了大量可视化的神龙雄姿。如1955年洛阳涧西区东方红拖拉机石4号西汉墓出土尚方博局镜上的青龙，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尚方博局镜上的青龙，1953年洛阳烧沟1023号东汉早期墓（图五）与烧沟104号墓铜镜上的龙纹，虽然在镜上所占面积较小，形象不甚突出，但若仔细品味，汉代匠师以线造型，简约而具神韵，青龙动人之姿跃然镜上，可圈可点。

　　图五 洛阳烧沟1023号东汉早期墓尚方四神博局镜（《洛镜铜华》上册，图100）

　　另有新莽时期的四乳四神镜亦可称道。例如，1992-1993年洛阳玻璃纤维厂宿舍楼工地461号新莽墓出土四乳四神镜、洛阳西郊3079号新莽墓出土七乳四神镜上的青龙，呈现S形的身躯，四肢用简化的线条勾勒出来，极简而动人。

　　东汉中晚期，龙虎镜成为当时人的新宠。如1956年洛阳储运站铁路线号东汉墓出土位至三公龙虎镜（图六），1954年洛阳防洪渠80号东汉墓、1986年洛阳新安县城关镇东扬岭王园村（图七）、1988年偃师南蔡庄石桥村三地出土龙虎钱纹镜。后一类镜上一龙一虎夹钮相峙，镜钮上方一枚圆形方孔钱纹赫然出现于龙虎之间，钮下略见后肢与曲尾。

　　图六 洛阳储运站铁路线号东汉墓位至三公龙虎镜（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图七 洛阳涧西区东方红拖拉机厂23号西晋墓龙虎镜（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魏晋北朝成为汉唐巅峰之间的低谷。曹魏、西晋、北魏诸代皆以洛阳为国都，在城中上演了一幕幕历史大戏，折射于铜镜之上的只是一个个王朝模糊的背影。在洛阳出土的魏晋北朝铜镜中，曹魏、北魏铜镜可谓凤毛麟角，大多为四乳镜、三虎镜、四叶八凤镜等西晋铜镜，尤其以位至三公夔凤镜数量最多。魏晋北朝铜镜出土地大多位于汉魏洛阳故城遗址、晋河南县城遗址周围的墓葬中。曹魏、北魏墓随葬铜镜数量极少，西晋墓发现铜镜相对较多，甚至出现一墓放置3至6面铜镜的现象。

　　东汉流行的龙虎镜类，在洛阳西晋墓仍有发现。如1956年洛阳涧西矿山机械厂23号西晋墓出土龙虎镜（图八），纹饰布局与表现手法沿袭了东汉龙虎镜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演化出了新的镜类三虎镜。

　　图八 洛阳涧西区矿山机械厂宿舍3号西晋墓夔龙镜拓本（《洛镜铜华》上册，图174）

　　位至三公夔凤镜在洛阳盛极一时，应是当时人追捧的对象，与其风格近似的位至三公夔龙镜却是少见，如1955年洛阳涧西矿山机械厂宿舍3号西晋墓出土的一面夔龙镜，在镜钮两侧各饰一条夔龙纹，布局为太极图式，头部呈圆形，眼、口、角以点、线来表现，身形为S形卷曲（图九），图案化的处理方式显示出更多的装饰意味。2007年，在洛南新区唐城御府小区西晋墓中亦出一面纹饰近似的夔龙镜。

　　图九 洛阳庞家沟出土隋四神十二生肖镜（《中国青铜器全集》16卷《铜镜》图100）

　　实际上，此类夔龙镜应是源于东汉的君宜高官夔龙镜。洛阳烧沟120号东汉早中期墓出土一面君宜高官夔龙镜，与上述西晋位至三公夔龙镜背面构图、纹饰造型相似，较为复杂，西晋镜对其纹饰进行了简化，将铭文内容由两列“君宜高官”八字改作“位至三公”四字。

　　曲折动荡的魏晋北朝之后，迎来了一个国力强盛的隋唐时期。隋炀帝迁都，唐太宗营建洛阳宫，武则天宅京神都，洛阳再次成为鼎盛王朝的都城。洛阳出土隋唐五代铜镜数量众多，尤其以唐镜最具代表性。映衬在唐镜背面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各类纹饰，瑞兽葡萄镜、鸾鸟瑞兽镜、雀绕花枝镜、双鸾衔绶镜、人物镜等彰显着大唐盛世的气度与荣耀。这一时期铜镜一般见于隋唐洛阳城遗址及其周边地区，特别是在城郊一带清理了大批唐墓，积累了丰富的田野发掘资料。墓内随葬铜镜类型多样，螺钿镜、金银平脱镜、银背镜等反映了唐代高超的工艺制作水平。偃师杏园唐代纪年墓出土的50面铜镜，为唐镜分期编年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一时期，镜上龙纹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如洛阳郊区庞家沟出土一面隋代四神十二生肖镜，内区四神中的龙首昂起，尖吻突出，青龙的体势更加修长，肩生翼翅，四肢强健，呈行走状，前后有祥云衬托。外区十二生肖中的辰龙与巳蛇为邻，立姿，空间狭小，故以简化、概括的形式来表现其身姿。

　　初唐镜以2001年洛阳偃师杜楼砖厂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崔大义及妻李夫人合葬墓出土四神十二生肖镜为代表。自龙首、细颈至前肢，呈现出S形的曲线美。舒展的四肢，飘逸的双翼，后扬的长尾，展示出一种灵动之姿（图十）。

　　图十 洛阳偃师杜楼砖厂唐崔大义夫妇合葬墓四神十二生肖镜（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盛唐镜的典型例证是1984年洛阳偃师杏园村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李景由墓出土直径为24厘米的盘龙镜，现于北京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图十一）。还有一面洛阳北窑村出土口中含珠的盘龙镜，目前在洛阳博物馆举办的“寻迹中国龙：洛阳出土龙文物特展”中展出（图十二）。唐代盘龙镜大气开张的体势，强健有力的四肢，凝心聚气的神情，鳞爪飞扬的动感，无一不彰显着大唐的非凡气度与万丈豪情。

　　图十二 洛阳博物馆“寻迹中国龙：洛阳出土龙文物特展”展出唐盘龙镜（黄超供图）

　　中唐镜见于1955年洛阳涧西唐兴元元年（784年）陈曦夫妇合葬墓出土一面月宫对鸟盘龙镜，自上而下的纹饰分别为月宫、对鸟与盘龙。神龙跃出水面，昂首曲颈，张牙舞爪，一后肢与龙尾相绞缠，两侧各有一朵祥云映衬（图十三）。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种复古倾向反映在唐代龙纹镜上。如洛阳北窑村出土仿战国蟠虺纹的蟠龙镜，龙首硕大，两两相对，大眼，尖角，身躯回环缠绕，饰以细致入微的云雷纹。偃师杏园村2503号中唐墓出土仿汉镜风格的四龙镜，镜钮两侧各饰一对C形夔龙纹，两两相对，昂首张口，口中含珠。

　　晚唐镜有洛阳偃师杏园村唐会昌五年（845年）李廿五女墓出土的八卦十二生肖残镜，龙随蛇后，俯首低身，呈行走状。另有洛阳博物馆藏十二生肖飞仙镜，辰龙之姿修长俊秀，昂首向前，吻部前突，双角高耸，四肢舞动，长尾后扬。

　　由此可以归纳出唐代龙纹的演变轨迹，由初唐的身形修长，到盛唐、中唐的体形健硕，又回到了晚唐的身躯瘦长，并对北宋龙纹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北宋洛阳虽为太祖赵匡胤的出生地，却未能续写大宋160余年的京都华章，只是作为文化中心的西京，出现在文人吟咏的诗赋里，正如欧阳修的诗句“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在洛阳所见宋金元明时期铜镜中，北宋镜所占比例较多，题材以花卉为主，如牡丹镜、芙蓉花镜、菊花镜等，显示出宋人寄情于自然的闲适心境。

　　这一时期铜镜多见于隋唐洛阳城遗址及其附近地区。所出铜镜数量较少，大多发现于北宋墓中，金、元时期铜镜出土数量寥寥无几，龙纹镜极少。如1990年在洛阳北郊龙泉沟西侧邙山岭地上发掘235号北宋晚期仿木结构砖室壁画墓，出土一面直径24.6厘米的云龙镜。龙首位于镜钮下方，尖吻突出，头上长角。身躯卷曲上卷，呈逆时针方向绕钮旋转，俨然就是一条巨蟒。双翼于曲颈后扬起，前肢一抬一按，一条后腿与长尾相交缠，另一后腿被龙体所掩，龙爪均为三个爪（图十四）。此镜原来是用两股铁鼻贯穿镜钮，用铁钉固定于墓室内顶部，真正体现出“飞龙在天”的寓意。此墓另出土一面直径仅5.3厘米的十二生肖镜，内区铸十二地支铭文，外区相应位置饰以十二生肖像，惜“辰”铭与辰龙形象模糊不清。

　　图十四-1 洛阳龙泉沟西邙山235号北宋壁画墓云龙镜（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宋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12期）

　　图十四-2 洛阳龙泉沟西邙山235号北宋壁画墓云龙镜线描图（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宋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12期）

　　1985年，洛阳郊区红山罗湾村6号金墓出土双龙丹鼎镜，中央镜钮两侧各有一条降龙，龙首正对镜钮，身形向上盘旋，前肢一起一落，护佑镜钮，后肢与龙尾相交缠。钮下有一尊三足丹鼎，立于水岸之上。水中有一只神龟，昂首曲颈（图十五）。其双龙丹鼎纹饰应是受到了南宋铜镜的直接影响，而降龙造型则是仿自唐代盘龙镜。

　　图十五 洛阳郊区红山罗湾村6号金墓双龙丹鼎镜（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洛阳建材厂元代延祐四年（1317年）墓出土一面八卦十二生肖镜，双线八角钮座外，分别环绕八卦卦文、十二生肖像、铭文带各一周。辰龙形象不易辨识，似呈行走状。

　　总之，通过对洛阳战国至宋元时期龙纹镜资料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可以总结出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在时间上，洛阳出土以龙纹为题材内容的铜镜自战国、两汉、西晋，到隋唐、宋金元，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余年，十三朝古都的深厚积淀为今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物遗存。

　　第二，在空间上，龙纹镜均出土于洛阳地区的古墓葬中，北至邙山一线，南达洛河以南区域，西到洛阳涧河以西的谷水、新安县，东至偃师一带。出土地点分布广泛，发现数量较多，尤其以洛阳金村战国大墓、烧沟汉墓、西郊汉墓、洛阳西晋墓、偃师杏园唐墓出土铜镜最具典型性。

　　第三，在研究对象上，洛阳所见龙纹镜类型多样，神龙姿态各异，各具特色。包括战国时期的三龙镜、透雕四龙镜、错金银六龙镜；西汉早中期的四乳双龙镜、双龙双凤镜、四龙四璧镜、长相思四龙镜，西汉晚期的四神镜、新莽四神博局镜、东汉中晚期的龙虎镜，西晋位至三公夔龙镜；隋至初唐的四神十二生肖镜、盛唐盘龙镜、中唐月宫对鸟盘龙镜、晚唐十二生肖镜；北宋的云龙镜、金代双龙丹鼎镜、元代八卦十二生肖镜，反映出一条由蛇形到兽形、再到蛇形的龙纹形态演变轨迹，折射出的是不同时代人们思想观念与审美情趣的逐渐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