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王朝（4）

　　在戴维斯投资生涯的后期，他不再局限于自己原先偏好的行业，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行业。戴维斯这种看似漫无目的的策略令朋友和家人们备感困惑，相比之下，他们之前看到戴维斯参加哈雷俱乐部、在草坪上玩平衡车也没感到这么吃惊。

　　人们推算戴维斯的这一变化始于他被任命为“价值线”的董事，价值线是一家研究机构，追踪大约2000家上市公司，对每家公司的时效性、安全性以及升值潜力进行评级。价值线作为一家研究机构，将上市公司的研究信息装订在一个活页册子里，尺寸大小类似城市黄页电话号码簿等，里面的信息每月更新。价值线在各地的图书馆很受欢迎，并获得从乔·斯多克皮克到沃伦·巴菲特等很多专业人士的青睐，巴菲特就经常称赞它。

　　戴维斯开始认真地研究价值线的报告。他并不是钻进长篇累牍的公司年报和分析师的研究报告里，而是从这些引人注目的资源中挖掘出所有相关的数据来。很多卓越的公司正标出诱人的价格，令他忍不住想将它们全都揽入囊中，尤其是那些获得价值线”的公司。

　　很多戴维斯熟悉的CEO老朋友们都退休了，他也不太相信从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部门那里得到的二手信息。他感到自己已经脱离了圈子，缺乏信心下重注，所以，他仅仅是下了数百个小注。过去的30年中，他的投资组合中都持有30～50只股票，现在，这个花名册增长到了数以百计。即便有了价值线带来的便利，他依然热衷于自己亲自追踪最新的数据，以至于筋疲力尽。戴维斯的家人怀疑，他的这种调查研究的疯狂是为了避免身体的衰老退化。此外，由于他的经纪公司几乎面临解散，他无法容忍公司里的股票交易员无所事事，白拿薪水。他不停地交易是为了让手下员工有些事情做。

　　为了让员工的工作更加丰富，也为了让生活更有激情，戴维斯开始涉足日内交易，这种短期的频繁交易，使他更加远离自己当初“买进并耐心持有”的投资策略，而当初的策略正是 他致富的原因。他开立了一个特别账户，用于这种按照事先设定价格进行的短线美元的价格买入安泰公司股票，以45美元卖出，然后再次以40美元买入。如此，他会在几天或几周的时间里反复进行同一只股票的买卖交易。对于这种快速进出的短线交易，戴维斯投入的资本不会超过其总资本的3%，这样可以保持在一个非主流市场中获得适度的利益。

　　华尔街已经渐渐将戴维斯遗忘了，他的新闻简讯从来就没有引起过太多的关注，现在就更加无人关注了，影响力几乎为零。那些过去还前来咨询意见的机构，现在也不再给这位“保险业主任”打电话了，他们更喜欢从年轻的分析师那里获得研究信息。甚至，最近一批走上分析师岗位的年轻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戴维斯这个名字。只有他的日内交易和如饥似渴的购买行为，以及开发的股票出借业务（即融券业务），才给沉闷以至于“昏昏欲睡”的公司带来一线生气。

　　他的股票出借业务利用了始于芝加哥交易所的股指“期货和期权”业务。投机者现在可以利用这项业务工具，对于那些达到价格顶部的股票或债券进行或多或少的下注。以前传统的商品期货业务基于现实中真实的农业状况，有些时候期货交易数量会低于现金的交易数量，农场主生产大豆、猪肉以及其他农产品，他们会将期货合约与现实联系起来。股票期货也是同 理，市场上必须有人提供股票作为现实交易的原材料。一般而言，这些股票是从持有普通股的机构和富豪手里借来的，因为他们手中票源充足。戴维斯就是这样的持股股东。当戴维斯了解到这一点，他立刻决定将自己的存货出借给那些做对冲的人和投机者，这些人大多是悲观主义者，他们希望通过沽空股票获利。

　　卖空者借到戴维斯的股票后，必须支付给他借用股票的利息，这样，戴维斯也不至于守着股票账户无所事事。那些借到股票的人有义务在某一时间将股票归还，或以市场价向戴维斯买下这些股票。作为股票出借方，戴维斯面临的到期不还的风险很小，因为这种出借行为会要求提供抵押品，如果标的的市场价格走势超出风险预期，他们会被要求增加更多的抵押。

　　“这七个人认为常春藤高校联盟是一个花园俱乐部。”克里斯以开玩笑的口气形容这些人，他们极力说服戴维斯进行股票出借业务，并自己办理贷款和文件工作。“他们干得不错。”通过提供原材料（意指出借股票），戴维斯可以分得利润的80%（大约每年1000万美元），这些“花园的园丁”通过出工出力分得余下的20%。（20世纪40年代后期，阿尔弗雷德·琼斯首次提出“对冲基金”的概念，他曾经是著名财经杂志《财富》的员工。对冲基金可以以两种方式进行交易——做多或做空。具体采取哪种策略，取决于市场的情况。对于对冲基金的管制约 束远远少于共同基金，琼斯的这个创造还允许管理人的投资范围扩大到商品、债券或任何他们感兴趣的东西。1955—1965年，琼斯自己的投资人获利超过750%，这个纪录吸引了很多竞争对手。这使得一个原本是灵光乍现的概念变成了一个行业。时至今日，“二八法则”依然有效。在获利的分配比例中，出钱与出力二者的比例，前者占80%，后者占20%。）

　　整个80年代，戴维斯持有的保险组合为他带来了5亿美元的新增财富。来自他核心资产的增值超过了出借股票、日间交易以及参考价值线而投资的数以百计的不同股票带来的收益总和。这些新收益具有偶然性和多元化。

　　戴维斯的财经生涯分为三个阶段：学习、赚钱、回馈社会。其中，学习阶段一直持续到他四十出头，赚钱阶段从四十岁持续到他七十多岁，接近八十岁。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回馈社会的阶段，考虑如何将一心一意积累的财富捐赠给那些幸运的受赠者。先前，他将戴安娜的信托财产捐给了普林斯顿大学（530万美元的捐赠设立了历史系的教席），他还在韦尔斯利学院、三一学院、塔夫茨大学的佛莱彻学院设立了教席。他为林肯中心、布拉德利大学和纽约保险学院慷慨修建了 图书馆，并捐赠了大量图书。这些捐赠的资金中有一些还在他的掌控之下，这样他（以及后来他的孙子克里斯）可以继续管理这些资金的投资事宜。他并不倾向于向学术界捐赠更多的金钱，他也反对给家族成员大额的馈赠。戴维斯向孙子克里斯一再强调很多年前对儿子谢尔比和女儿戴安娜说过的话：“你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金钱。这样，你就不会被剥夺自己赚钱的乐趣。”

　　戴维斯家族的财富完全超越了曾经庞大的沃瑟曼家族的财富，凯瑟琳的娘家沃瑟曼家族财富大部分置于信托之中，其投资表现大大落后于戴维斯的投资组合。戴维斯以及后来的谢尔比会推荐股票给沃瑟曼家族信托，尽管家族信托的投资表现远不及戴维斯，但这已经包括了来自这对父子推荐股票而获得的巨大利益。

　　相比于依然健在的沃瑟曼家族成员，戴维斯当然是一个更为优秀的投资者，他变得更富有，而他们却没有，这种现象的背后还另有原因。一般而言，典型的信托运作模式除了构建财富之外，还有多重目标。这多是基于信托的设立者对于后代的不信任感，他们害怕自己的子孙后代会堕落成为挥霍浪费、游手好闲的信托受益人。因此，律师会在合同中规定，子女不得动用信托本金，但信托可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收益以满足他们正常的花销。出于这样的目标，家族信托通常会大量投资于债券以及派发股息的股票。进入50年代，沃瑟曼家族信托放弃了全部持有债券的投资策略，但依然以收入为目标，而不是以成长为目标。

　　在大部分情况下，“以收入为目标导向的投资组合”给其投资者带来的回报会低于以成长为导向的投资，尤其是当受益人将信托产生的收入用于消费支出，而不是进行再投资以取得复利增长效应。在提取消费的虹吸现象和税务征收的双重影响之下，以收入为目标导向的投资组合注定逃脱不了资产日渐萎缩的命运。

　　如果说勇气、幸运、天赋、才干、进取精神（以及在一些情况下的技巧）造就了一代人，那么，依赖、现金流失、山姆大叔会毁掉接下来的两代人。戴维斯并没有遭受这样的命运，但是如果他的后人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学校也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谁会有呢？

　　沃伦·巴菲特有意将数十亿美元转给那些人口零增长的地方，帮助这个星球免于人口过剩。即便这样做，也可能意味着更少的人口会导致他最喜爱的跨国公司的产品面临更少的消费者，这些跨国公司包括可口可乐、吉列、AIG保险。

　　当戴维斯74岁的时候，他开始着手退出策略，就像当初他开始进入喜欢的事业时一样，尽管人口零增长并非他的捐助目标。1983年9月，在一架从欧洲起飞的航班上，戴维斯在一个 备忘录上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我在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从伦敦到纽约的703航班经济舱里写下这段话。”在略做解释之后，他开始写道：“我一直反对浪费、不想浪费，这次我尽己所能回答这个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谁能拿到钱？答案是：保守党。

　　尽管巴菲特选择大量投资于那些致力于人口更少一些的计划，但戴维斯倾向于支持那些促进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精神的计划，这可以使他聚集财富。以他的观点，集权政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经济不利。

　　“近年来，我开始质疑我们的国家是否……已经开始渐渐下滑，以至于最终会堕落到奴役状态。”戴维斯说。此时，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这更让他对联邦政策的摇摆不定以及笨拙的卡特政府令人沮丧的后遗症充满了紧迫感。尽管当时里根总统已经入主白宫，戴维斯依然深感美国是个陷入危机的国家。在大学里捐赠教席和图书馆对于社会固然有用，但是捐资帮助人们摆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更是势在必行。

　　出于这样的目标，他发誓要加强传统基金会（这是一个与华盛顿的左翼布鲁金斯学会相对抗的右翼团体）、全国劳动权利基金会、伦理和公共政策中心、精准媒体协会、胡佛研究所以及其他提倡小政府、自由市场经济的团体。戴维斯一直是个保守派，但从瑞士回国后，他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政治方面，并担任传统基金会的主席。

　　“那么，他们乘坐的豪华轿车呢？”妻子凯瑟琳开玩笑地说。她指的是停在传统基金会办公室外面成排的奔驰轿车。凯瑟琳并不认同戴维斯对于自由主义威胁的狂热。对此，戴维斯反驳道：“为了在华盛顿更有效率，他们需要这些豪华轿车。”

　　戴维斯指定谢尔比、凯瑟琳、戴安娜和美国信托公司为财产的执行人，并且安排，如果谢尔比愿意的话，他可以帮助美国信托相关人员处理投资事宜。

　　在一个长达数页的“终极备忘录”中，戴维斯问自己为什么不给“子女们城堡和牧场？不给孙子们超级喷气式飞机？”他的回答如下：

　　如果子孙后代在一开始就可以得到信托提供的保障，永远不用工作以及衣食无忧，那么，他们对于生活有什么激情呢？（他拒绝让自己的后人过上“安逸的生活”。）因为从我自己的经历和那些拥有信托财富朋友的经历看，我知道这些倒霉的（不幸的）信托受益者常常（如果不是总是）会成为社会的牺牲品，需要心理学家、精神病专家以及其他人的照料。在留给子女遗产问题上，我认为应该给他们提供“安全网”，以防万一，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激励他们成为优秀的人……为社会的共同福祉做出贡献。

　　作为一份附录，戴维斯禁不住回溯他的血脉之源：有两位最初抵达北美的五月花号轮船上的乘客，属于他的母亲一系，为约翰·阿尔登和法兰西斯·库克；有与他同名同姓的前辈，他在美国国会服务了30年；在他父亲一系，有北美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的殖民者和弗吉尼亚议会的成员。最后，他赞美了自己的好运、自己的努力工作、社会福祉、国家利益、民生和为那些创造社会效率的人提供激励的社会：“自由地活着比流血的死亡好！”

　　戴维斯将这个备忘录贴在办公室的一个抽屉上。他的家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备忘录，但是他们不会对备忘录的内容感到吃惊。戴维斯家族中的人，没有谁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财产。

　　自从那次普林斯顿大学的捐赠事件之后，谢尔比一直离开家独立居住和工作。父亲的投资业绩对于他而言，仅仅作为他管理的纽约风险基金表现的测量参照。此外，他继续在工作上与父亲保持距离，他的基金也没有再使用戴维斯的名号。他为丰信国际信托工作，距离他父亲的办公室也有相当远的一段车程。他的名片上只印着“顾问”两个字，没有更多的细节。他的目标是继续在华尔街做一个匿名的最佳投资基金经理。

　　然而，谢尔比与父亲的关系可能比他愿意承认的要好一些。谢尔比在塔克西多公园有一个居所，在佛罗里达有一个度假屋。到了80年代初期，谢尔比又在他房地产的花名册上添置了第三套住房。这套房子位于缅因州东北湾区，就在他父母的房子旁边。他还记得儿时在这里曾经的快乐，在缅因州的海滩上散步、烤龙虾，在牙齿打颤的严寒中游泳。他决定给自己的子女（克里斯、安德鲁和维多利亚，加上他与第二任妻子盖尔所生的三个孩子）同样的经历。能够与父亲一起住在巨大的木质豪宅中，这是谢尔比自己成功的证明。每当父亲戴维斯从自己的院子里望过去，都会想到儿子的成功。

　　谢尔比买下这栋房子最初还是起源于一起邻里纠纷。之前的业主申请将自己的物业占地重新分割规划。该计划上报后，在市政听证会上，谢尔比的母亲凯瑟琳发言反对这项规划。于是，重新分割的规划被驳回，这项房地产开发业务泡了汤，受挫的前业主威胁要起诉戴维斯一家，邻里关系彻底破裂。不久之后，一块“出售”的牌子挂在了邻居房屋的院子前，一个匿名的买家出价大方。当交易达成之后，卖家发现虽然他想避开谢尔比，但结果还是卖给了谢尔比。

　　谢尔比的房子很豪华，但他希望能弥补一些开销，至少，他的房子升值了。除了比戴维斯拥有更多的房子（之后，他又添置了两处房屋，分别位于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和佛罗里达州的霍布桑德）之外，谢尔比还是继承了父亲戴维斯的节俭风格。他购置的房屋都是精装修的，带有家具，他也从来不雇用设计师装修房屋。放在浴室里的肥皂都是他从酒店里带回家的。他也不买汽车，因为一旦离开经销商的手，汽车价格便进入下降通道。他想等到车出了状况再看，例如发动机坏了或车底板出现了锈斑。他会租车使用，因为定金的数额很小。他认为将大额支出省下来进行投资，赚的钱就已经足够买车了。

　　在1979年的一次演讲中，谢尔比发言的题目是《正在到来的80年代》，他预测“市场先生”的郁闷情绪接近尾声。尽管存在讨厌的通货膨胀，谢尔比说：“会出现令人吃惊的好消息。”当时的市场情况是，很多股票受令人吃惊的坏消息影响，很多公司的股价低于账面净资产，市盈率徘徊在个位数上。

　　在经济方面，美联储用于遏制通货膨胀的传统手法——提高短期利率——这次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是，喜欢叼着雪茄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以丘吉尔式的沉着将反击通货膨胀的战斗一直延续至80年代。沃尔克继续提高利率，控制货币供给，直至政府基准利率飙升至20.5%，30年期国债利率达到了15%。在山姆大叔发行的国债上竟然附有15%的票息，这是整个20世纪所首见，即便风险更大的股票市场也只不过有10%～11%的回报。但是大部分投资者此时却避开了天上掉下 的馅饼，更别说用桶去接天上掉下的金子，这种羊群效应就像整整一代人之前，人们蜂拥而上死死抓住2.5%收益率的国债一样，这是20世纪一个由经验不足而导致的傻瓜游戏。

　　最终，金融界的万有引力定律还是发生了作用。34年来持续上升的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遏制，1980年的黄金和白银狂热恰恰是通胀即将终结的预兆。当时狂热的需求将黄金的价格推升至700多美元，白银的价格推升至40多美元。全国各地，人们纷纷将家里的银饰、手表、项链和奖杯变为金银换钱。一些黄金专家预测黄金将会达到1000美元、白银会达到100美元大关，但是，金银的价格很快就掉头南下，再也没有回头北上。

　　1980年是谢尔比掌管的纽约风险基金表现最佳的一年，回报达到31.90%，几乎是标普500指数升幅的2倍，是道琼斯指数升幅的3倍。该基金也越过了一个里程碑——自从11年前起航以来，它的累计升幅超过了100%，而同期标普500指数仅上升18.8%，同期道琼斯指数竟然还下跌了0.3%。如果将分红进行再投资，那么，最初投入纽约风险基金的每1万美元现在会变成23524美元。

　　伴随着通胀的减退，债券和股票的持有者经历了一场为期长达20年的利率下行。但在有所回报之前，市场还是给了投资者熊市的最后一击，然后一脚踹开了20世纪最大牛市的大门。1981年经济陷入衰退，道琼斯指数下跌24%，巨大的下滑涉及 了很多公司，包括农具（丰收公司）、金属（国际镍业公司）、石棉（曼维尔公司）等，这些都明显显示出硬资产公司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美联储下调利率，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信号。谢尔比意识到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反通胀行动已经成功改变了整个经济格局。早在1947年，戴维斯已经预见到长期利率的上升趋势。而在1981年，谢尔比预计利率的走势会反过来。他开始减少基金的均衡策略，渐渐集中于更少的某些行业。他卖出了石油、天然气的持仓，因为他认为随着通货膨胀的缓解，这些行业的好日子也会随之而去。

　　里根总统上台之后，联邦政府的负债又增加了1万亿美元，这个增量相当于整个美国政府之前历史负债的总和。消费者和企业效法华盛顿纷纷负债。在80年代后期，全美负债总额从1970年的1.2万亿美元，达到了8万亿美元。

　　随着利率的下降，人们想的是买任何东西都尽可能多借钱，无论是买高尔夫球场、大公司，还是买价格高昂的艺术品。加利福尼亚的金石滩高尔夫球场以大幅溢价的9亿美元成交。就在1987年大崩溃之前，梵高的名画《鸢尾花》在苏富比以5290 万美元的拍卖价格成交。石油大亨的女继承人佩森·惠特曼在1947年购买这幅画作的价格是8.4万美元，那一年，戴维斯刚开始投资保险股。《鸢尾花》的价格震惊了世界，但是如果按照复利计算，这幅油画的回报比起戴维斯投资保险股还是差远了。1987年，戴维斯的身家达到3.86亿美元。也是在这一年，戴维斯的持股之一的日本安田海上火灾保险以3900万美元买下了梵高的另一幅名作《向日葵》。在戴维斯眼里，这幅画作没什么用，毫无价值可言。他认为这笔钱如果投资于股票或债券能取得更好的复利增长，但日本人热衷于炫耀性消费。他们还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以及金石滩度假村。但很快，日本人就开始无法负担，这些物业最终一个都没有保住。

　　当迈克尔·米尔肯和他的垃圾债券团队举行他们那场著名的聚会——掠食者舞会时，那是杠杆收购的全盛时期。通过米尔肯具有魔力般的资金汇聚效应，类似三角工业公司纳尔逊·佩尔茨也可以鲸吞大型的美国企业，并将之分拆出售。这种分拆出售的策略风靡华尔街，并引发了历史上所谓的“敌意收购”风潮，这种敌意收购有时会导致定价过高，并且经常是不明智的行为。拜这种疯狂的杠杆收购所赐，美国有两家著名的连锁百货公司成为加拿大狂人康波旗下的物业。

　　谢尔比此时采取的是不同的主题策略，他认为利率下行，不利于砖头、灰泥、小玩意等无足轻重的相关行业，但有利于轻资产行业。因此，他将掌控的纽约风险基金转而投向那些在硬资产流行的70年代受到冷落的金融类股，它们当时都被低估。

　　此时，银行股不但恰逢其时，而且股价适中，一般的市盈率约为10倍，盈利具有12%～15%的稳定增长。银行业古板乏味的名声导致投资者低估了该行业的价值，这是再一次演绎戴维斯双击的完美机会。

　　谢尔比当初在纽约银行实习期间，学习到银行的业务知识。银行业与父亲戴维斯钟爱的保险业之间有相通之处，银行不会制造什么东西，不需要造价昂贵的工厂、精细的机械、仓库、研究实验室或成本昂贵的博士雇员。银行不会产生污染，所以也不用在治理污染上花大钱。它无须销售小工具或成衣，所以无须聘用营销队伍；它无须运输货物，所以没有运输成本。

　　银行唯一的产品是钱，它从储户手中拿到钱，借给那些需要用钱的人。钱表现为多种形式（硬币、纸币、屏幕上的符号），但无论什么形式，钱永远不会过时。银行之间会有相互的竞争，但是银行业始终会存在。这一点不同于其他行业，例如马车运输、油灯、火车、电报机、打字机、留声机以及利润丰厚的Rolodex等，这些曾经领风气之先的行业，一旦遇见新点 子、新发明，它们的好日子就会一去不复返。或许美国加州帕罗奥图市某个书呆子的灵光一现，就会导致硅谷一半的企业破产，但是银行业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正如之前提到的，一些银行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时期国父们（the founding Fathers）的时代。包括纽约银行，国父之一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是该银行最年轻的副总裁，这个纪录直到谢尔比的出现才被打破。只有很少的制造业公司可以如此长寿，普通制造类企业的长期存在，完全依靠它们的CEO能够迅速转换思维，摆脱过时的生产，转而投入新产品。

　　像保险业一样，银行业也是让人感到沉闷的行业。以银行从业人员为主题的趣味小说并不多见，尽管有一部以债券推销员为主角的小说《伟大的盖茨比》。在股市上，银行股激动人心的大涨也很罕见，除非它们涉及合并或收购要约，否则，在日常的财经报道中，很少看到银行类股票出现在活跃股票名单上。

　　亚特兰大有一群持有可口可乐股票的百万富翁，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有一群持有沃尔玛股票的百万富翁，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因为有一群持有微软股票的百万富翁而迅速蹿红。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群持有富国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或第一联合银行的百万富翁的存在。

　　银行业的风险在于允许其犯错的余地很小，不容有闪失。一家银行的赚钱方式是从储户那里吸收存款，通过放出贷款而盈利，也就是从彼得那里拿来钱，贷给保罗并收取利息。通常而言，一家银行的资本金大约可以覆盖5%～6%的放贷余额。如果借给保罗们的贷款出现超过5%的呆坏账，银行就无法偿还彼得们的存款。如果有很多像彼得一样的储户一起要求提取存款，遭到挤兑的银行只有死路一条。

　　尽管银行家们平时身着黑色的西装、举止严肃，但他们有时也会陷入非理性冲动，像炒股者一样在股市中杀进杀出。在经济活跃的上升期，他们会贷款给那些不确定的项目以及并不可靠的借款人。在经济繁荣期，借款人会按时还款，所以，这时银行的坏账不多，无须与贷款违约做斗争。由于呆坏账很少，银行只需提取不多的坏账准备金。这样通常会提升银行的利润，从而推高银行股价。

　　在经济萧条期间，消费者会捂紧腰包，储蓄现金，于是一个愉快的链条很快就变得不那么愉快。银行家们对于下一个借款的保罗更加挑剔，因为上一个保罗还款时出现了违约问题。这样，原本可以作为银行利润的钱被提取作为坏账准备金，当问题蔓延扩大时，利润就会减少。

　　为了摆脱这种窘境，银行需要得到帮助。通常，美联储降低短期利率会起到帮助的作用。降低短期利率对于银行而言如降甘霖，尤其是在长期利率依然维持高位的情况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可以从这种扩大的“利差”中获得利润的提升。

　　一旦经济遭遇衰退，就像1981年那样，投资者会变得悲观，对于银行股的预期当然也是前景黯淡的。令人沮丧的股价才能让精明的投资者获得超额的回报。认识几位银行家还是有用的，从一匹马的嘴里可以了解其他马的情况，由此推彼，谢尔比可以了解更多银行业内的情况。通常，一个银行家的见多识广的行业看法，比股票分析师和记者的看法更为乐观，后者较为悲观的情绪已经造成了股价折扣。（当联系不上CEO时，谢尔比会等上一段时间，然后从度假地再打一个电话。接到电话成为信息源的CEO往往会很高兴，因为谢尔比可以中断自己度假的欢愉来听取他的意见。）

　　到了1993年，谢尔比的策略涵盖了他喜爱的银行以及一些他父亲戴维斯钟爱的保险股（丘博保险、林肯国民保险），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实力公司，尤其是电脑业（IBM、摩托罗拉、英特尔）和制药行业（默克公司）。他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日本公司，但是他父亲在海外的投资成功启发了他也进行国际化投资。他发现了几家全球化运营的公司，包括保险业的AIG、投行业的摩根士丹利公司。

　　在AIG引人瞩目的扩张帝国版图早期，即便阅读了所有可 以获得的数据，也无人可以预见这家公司未来可以成为如此伟大的复利机器。正是汉克·格林伯格无形的领导力才造就了如此非凡的成绩。谢尔比像他父亲戴维斯一样投资了格林伯格，因为他们看到了他身上同样的管理技巧，格林伯格意志坚定，崇尚军事化管理，讨厌找借口，坚持忠诚底线。

　　谢尔比还应该感谢另外一位魅力超凡的企业家——安迪·格罗夫，正是他让谢尔比在英特尔这只股票上获利。早在英特尔公司上市之前，谢尔比的投资管理公司就进行了投资。在1973—1974年的那场大跌来临之前，他就已经减仓一半，获利7倍。早前在梅莫雷克斯公司和其他科技公司股票上的遭遇，加上英特尔股票的大跌，加剧了谢尔比对于科技股的厌恶。稍后，一位朋友将他引荐给英特尔的新任CEO格罗夫，他是一个有话直说的工作狂，天性幽默。谢尔比写下了他喜欢的格罗夫常说的一句话：“只有两种公司——快公司和死公司。”于是，谢尔比以个位数市盈率重新买入这家令人惊奇的公司。从此之后的十多年时间，英特尔一直是纽约风险基金投资组合中的固定成员。

　　随着谢尔比的事业达到巅峰，华尔街也迎来了20年以来最大的上涨：道琼斯指数上升48%，标普500指数上升58%，谢尔比掌管的纽约风险基金上升68%。在这一年，谢尔比基金赚的钱比上一个熊市以来整整十年赚的总和还多。股市这样壮阔 波澜的行情是事先无法预测的。为了避免错过牛市，你需要一直待在股市里，并且，你应该将资本利得和分红所得进行再投资。这个方法是关键，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但这一因素经常会在基金持有人累积财富中被忽略。谢尔比的纽约风险基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你在一开始就投资了1万美元，之后将历年的分红所得都装进兜里，那么到了1986年，资产会增长到17902美元。但如果你将分红进行再投资，资产就会达到75074美元！

　　很多投资者会认为，让自己的钱继续放在基金里，这个过程太过无聊或风险太大，因而没有选择分红再投资的方法。他们采取快进快出、杀进杀出的策略，这种策略自从20世纪30年代杰拉尔德·洛布的畅销书对其大肆宣扬之后，还从来没有如此风行过。80年代大量出现的大谈如何择时的股票新闻通讯正好满足了这类需求。

　　在迅速杀入的阶段，这些“择时”投资者会为其选中的基金带来大量的资金，这样一来，基金必须接纳更多的资金。随后，这些资金也会轻易地撤离，基金管理人需要留足现金以备赎回之用，这样会影响基金的整体回报。“这些择时的家伙十年前差点把我们逼疯了，”谢尔比说，“对于这种人，我们可以容忍一时，但不会一直容忍下去。他们糟糕的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和信用。我们以增加额外费用的方式遏制这种频繁的 切换。”

　　1981—1987年，银行股的股价几乎增长到原来的3倍，同期，道琼斯指数的表现也令人目眩，在1987年夏天冲过2000点大关，达到了创纪录的2722点。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庆祝日经指数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新高峰。但从那之后，无论是东京还是华尔街都一直处于下跌之中。债券的回调和美元的疲软通常是熊市的征兆。

　　这一次，财富遭受的打击来得迅速而凶猛。到了1987年10月，道琼斯指数飞流而下，大跌了36%，其中包括一天之内恐慌性大跌508点，相当于一天下跌23%，这是有史以来熊市纪录中最为残酷的一天。当时，为了防止大型投资公司遭受股市崩盘的重击，已经设计出来一套称为“投资组合保险”的极为复杂的对冲系统，但事实上，这套系统反而使得股市下跌情况更为恶化。大多数分析师曾预测道琼斯指数会达到3600点，但实际上只达到了1700点。现在，伴随着股市大跌，情况开始反转，股市名嘴们开始怀疑全球金融系统是否会分崩离析。

　　普罗耶科特和戴维斯联名在给投资人的年度信件中提到：“很多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疑问：美国股市持续上升的好日子还能 持续多久？”这封信在股市大崩盘之前的一个月发出。“牛市目前已经大约持续了5年时间，尽管传统的思维认为……牛市也许很快会终结，但是，一些经济和政治因素向我们显示，股市还会大幅上涨。”

　　基金经理们对于市场未来升跌的预测并不比他们的客户更准确，而且容易产生误判。如果谢尔比按照公司宣传册预测的观点行动的话，他固然可以回避一些市场的下挫，但谁能够保证当股市重振的时候，这种照本宣科的方法不会使人错过重要的时机。在管理投资组合的过程中，他不会将自己的主管意见和情感掺杂其间，同时，他建议基金投资人也都这样做。

　　市场下跌的恐慌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在1988年1月刊出的著名的财经杂志《巴伦》对其年度圆桌会议进行了报道，与会专家们比平时更加悲观。“熊市已经开始了，可能会持续好几年，”费利克斯·朱洛夫面色阴沉地说，“我们已经登上了一艘沉船。”

　　“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保罗·都铎·琼斯插话道，“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是不是熊市，而是我们能否避免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全球性衰退。”

　　“世界各国的大部分股市呈现大幅上升的态势，”电视评论员兼摩托车爱好者吉姆·罗杰斯附和道，“……但这种情况不会超过6个月，到那个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真正的熊市。我是说 真正的熊市，这场熊市将会销蚀金融圈里大多数人的财富，全世界大多数人的财富也会被席卷而去。实际上，我在很多市场可以做空，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认为它们会彻底关门。”

　　但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也没有发生持续数年的熊市。股票市场照常运营，股价攀升，忠诚的投资者获得了回报。谢尔比掌管的纽约风险基金在股灾之前的表现落后于标普500指数，在股市崩溃期间的损失远远小于大盘。他的投资人也几乎没有人在股灾时恐慌性抛售，因此，他也没有压力必须抛售未来的赢家以筹措现金应付赎回。到了1988年的秋天，这次华尔街现代历史上最具伤痛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甚至在纽约风险基金最新的年度报告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这回事。

　　由于年度报告在股市崩溃之前已经发送出去，所以，一些只是从纽约风险基金报告中获得信息的投资者并不知道股市发生了大崩溃。他们只是知道在这一年中，纽约风险基金下跌了6%，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7%，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5%。

　　在戴维斯的公司总部，股市崩溃对于谢尔比的父亲而言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他常常说熊市会帮你赚钱，现在正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当电视评论员们还在讨论1987年是否会是1929 年大危机的翻版时，戴维斯已经开始兴奋地动手买进。当戴维斯打电话给交易室下单时，他的办公室经理阿尼·韦德里茨试图以挂断电话的方式阻止他的老板这么做。戴维斯数次打电话过去要求下单交易，韦德里茨数次挂掉电话，如此几次三番。“老板，你必须停止。”韦德里茨恳求道。他认为戴维斯这是在股市大熊市里暂时的反弹中白白消耗金钱。“我是不会停止的，”戴维斯很恼火，“你给我离远点。”

　　在那个声名狼藉的“黑色星期一”闭市之后，韦德里茨不得不沮丧地告诉老板戴维斯，账面已经亏损了1.25亿美元。但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戴维斯动摇。“账面损失1.25亿美元他可以承受，”韦德里茨说，“因为他手中有了一大堆价廉物美的股票。如果线亿美元现金，他一定会发疯。”

　　在股市黑色星期一大崩盘后的调查中，纽约证券交易所检查了它所有成员公司的偿付能力，戴维斯的公司顺利通过了这项检测。根据评价机构韦斯的结论，戴维斯的公司是规模最小的公司之一，但也是最有实力、最为稳健的公司之一。戴维斯的公司持有资产的市值（他投资组合的市值）是他实际投资资本的1.5倍，这反映出他在投资中使用了融资。但是，像戴维斯这样使用融资开展投资业务的公司很多，相比那些华尔街的大型投行，戴维斯的融资规模简直就是花生与南瓜之比，例如著名的投行美林证券总资产的规模是其资本的20倍。只不过，相 比戴维斯的公司，一些大公司通常的命运就像过眼云烟，转瞬即逝。

　　1988年11月14日，戴维斯登上了《福布斯》杂志富豪榜。《福布斯》显示这位老人家的净资产是3.7亿美元（保守估计），并提到他被推举为传统基金会的主席。对此，谢尔比一语双关地说：“我父亲上了富豪榜，太不幸了。”这意味着，如此被关注更多的是令人尴尬，而不是荣耀。就在同一年，谢尔比因其基金在穿越股市牛熊市中的杰出表现而荣登福布斯光荣榜。他跨度长达十年的19%的复利回报战胜了市场（标普500指数）4个百分点，这一记录也使得谢尔比距离彼得·林奇仅仅咫尺之遥。他的杰出表现让他很难再保持隐姓埋名的低调。“我父亲肯定干得比我好得多，”接近51岁的谢尔比承认，“但我干得也不错。”

　　谢尔比挑选的股票中表现最佳的是房利美，这家公司的正式名称为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在80年代后期，当储贷行业深陷争论之际，谢尔比找到了一个投资角度。按照“危机创造机遇”的观点，他发现房利美是非常明显的受益者，因为它是房屋按揭贷款的买家和数据经手商。

　　受到同样的掠夺精神的激励，美国各地出现了很多公司侵袭者，他们使得数以百计的地方储蓄银行破产。虽然储贷社的这帮投机钻营的家伙缺乏一个像迈克尔·米尔肯这样的以发行 垃圾债券筹集资金的专家帮助他们，但他们最终还是以诱人的高利率发行存单方式筹集到资金。购买存单的人们并不担心其偿付能力，因为美国政府为其提供了担保。同时，存单的卖方将所得现金转移给借款人，对方提供高风险的抵押，例如凡尔赛风格的酒店和富丽堂皇的公寓。价格通常不是问题，因为建筑贷款的获得方常常与借出方存在关联。由于储贷社的偿付能力存在风险，他们会出售所持有的按揭贷款组合以筹集资金。房利美作为最大客户，或者持有按揭贷款组合用以获得利息收入，或者是将它们打包出售获利。无论哪一种方式，房利美过得都很滋润。

　　20世纪的整个80年代对于保险股而言也是有利的。财险意外险指数在1974年从150点跌到了60点，之后大涨到400点。人寿险健康险指数从底部的140点大涨到1000点。这样的大涨固然令人兴奋，但是保险行业的利润率始终很低，在一些年头，甚至整个保险业都没有利润可言。

　　成立于19世纪的两家著名的保险公司——美国家居保险公司和美国忠诚保险公司，一直在努力发展。忠诚保险公司在债券投资上损失巨大，而且出售的新保单也不赚钱。于是公司疯狂地寻找各种各样可能赚钱的业务，将业务线拓展至木材、农场、天然气、石油、房地产。它赞助了超级碗橄榄球赛事，并通过全国各地电视广告展示宣传公司优势。但是这些行为反而弊大于利。到了80年代末，忠诚保险公司的每股盈利已经从70 年代末的3.50美元下滑到1.50美元，股价更是跌到了5.375美元，回到了该公司38年前的水平。

　　与忠诚保险公司的差劲表现相反，盖可保险公司充分发挥了自己曾经的强项：它比竞争对手有着更低的成本、更低的索赔率。严惩酒驾、改进汽车的前灯和尾灯、降低时速限制以及人口老龄化，这些对于汽车保险公司都是有利因素。但是，在盖可保险股价1990年达到194美元的高位之后（它的股价从1970年的2美元进入了一个长长的上升通道），公司开始挥霍自身的优势。公司放弃了原先专注于汽车保险业务的方针，开始涉足房屋保险、航空保险、消费金融领域。当安德鲁飓风侵袭佛罗里达及其附近区域的时候，盖可保险损失巨大。

　　作为盖可保险的最大股东，巴菲特不愿意坐视公司进入陌生领域，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在他的敦促之下，盖可保险CEO被解职。1994年，巴菲特以现金方式收购了盖可保险其余的所有股份，盖可保险成为巴菲特旗下全资子公司。这家他曾经在1951年那个周末拜访的公司，现在100%属于他了。

　　这一次，轮到谢尔比对巴菲特的方案感到不快了。谢尔比执掌的纽约风险基金持有盖可保险的股份，他反对巴菲特以现金方式收购，因为这涉及税务问题。他倾向于换取巴菲特控股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份的形式完成这场收购，这样可以免税。谢尔比曾考虑反对巴菲特的收购，但是他并没有行使他的“异议权力”，因为这点儿小事与巴菲特有过节不值得。

　　尽管巴菲特很少说保险行业的好话，但拥有了盖可保险公司之后，他又收购了通用再保险公司，继续增加在保险领域的投资。巴菲特数以千计的热心粉丝阅读他俏皮滑稽的年报，乐在其中，就像阅读一项说明书，其中充满了轻蔑的锋芒。这是其中的一些句子[1] ：

　　——（保险）被一系列不利的经济因素所诅咒，长期来看前景黯淡：数以百计的竞争对手、行业准入的低门槛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差异化的产品。[2]

　　——对于任何保险公司报告的盈利数字，你应该保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包括我们在内）。过去十年的记录显示，即便是很多业内著名的保险公司，它们当初报告给股东的盈利后来被证明错得离谱。[3]

　　——如果你想被别人看好，一定要清楚，买高价的玉米片比买低价的汽车保险要好。[4]

　　——在大多数行业中，破产的公司一定是耗尽了现金。但是，保险行业不同，你可以破产，但还有现金。因为一家保险公司出售保单即可获得现金，但保险索赔可能会很久以后才发生，破产的保险公司不会没有现金，而是会很久之后耗尽公司的资产净值。实际上，这些“行尸走肉”式的保险公司经常会付出双倍的努力承揽新业务……仅仅是为了获得现金的流入。[6]

　　——在这样一个普通商品型行业中，只有运营成本非常低的保险公司，或一些在受保护的特殊狭小的利基市场中存在的保险公司，方能维持较高的利润水平。[7]

　　所有的证据都在显示，投资在这样一个糟糕的行业中，收获也极其匮乏。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高高在上，发展缓慢，士气消沉，净资产回报率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形象缺失。一份流行的新闻通讯（名为《希夫保险观察》，之前的名称为《爱默生·瑞德保险观察》）的编辑大卫·希夫对于巴菲特的评价做出了回应：“我们这个行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丑、傻瓜、蠢蛋……那些毕业于顶尖商学院的年轻人是不会终身陷在保险业 的，但谁又能责怪他们呢？这个行业声名狼藉，待遇低下，工作也不再稳定。当你走进曼哈顿任何一家新开的豪华的雪茄吧，你都会遇见很多不在保险业工作的人。”

　　然而，如果你选对了股票，保险业还是可以提供理想的回报。实际上，不景气的行业往往是赚大钱的所在，巴菲特、戴维斯、彼得·林奇的成功莫不如此。聪明、进取、富有策略的公司往往能在不景气中脱颖而出，它们会战胜平庸的对手，或将对手收购。与此相反，在热门行业（电脑、互联网、生物科技）中，每个人都聪明、进取、富有策略，这些品质对于投资反而是不利因素，因为当你喜欢的公司生产出天才的产品时，竞争对手们很快就会加班加点地做出更好的产品，并且卖更低的价格。

　　投资者要在这样一个不利的行业获利，只有一个方法——投资于那些能保持运营成本低下的公司。这就是巴菲特和戴维斯一直在使用的手法。二者都在寻找高利润、管理良好、成本低下的公司，例如盖可保险和AIG。富有灵感的领导力至关重要，“在保险行业，你会见到很多令人惊奇的事，”巴菲特写道，“（这个行业）会将人们拥有或缺乏的管理天赋放大到非常不可思议的程度……” [8]

　　很早以前，戴维斯就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保险公司持有的资产组合中资产的增值。保险行业的基本情况的确令人失望，但是来自债券、股票以及按揭的收益却是持续增加的，从1951年的3.3亿美元增加到了1999年的388亿美元，这些巨大的增长使得投资保险股极为划算。

　　(1) 大卫·希夫将巴菲特的观点编辑发表在《爱默生·瑞德保险观察》1995年11月以及随后的一期上。

　　谢尔比的三个孩子都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是戴维斯家族的第三代：安德鲁、克里斯和维多利亚（小名多莉）。当股市试探性地从1973—1974年的崩溃中复苏时，这三个孩子已经开始接触股票了，他们经常会听到父亲和爷爷之间关于股票的讨论。

　　早在小学阶段，安德鲁对于股票的热情就已经非常明显。当他的老师要求同学们写一篇关于朝圣者的报告时，安德鲁写了一篇关于梅莫雷克斯公司的报告。老师对他爸爸谢尔比说，她从来没有收到过四年级学生写的公司分析师报告。与此同时，在谢尔比的敦促下，孩子们在塔克西多当地的银行开立了银行账户。每个孩子在帝国储蓄银行的账户里存入了25美元，这是他们收到的圣诞礼物之一。从这里，他们学到了神奇复利的第一课。经过六年的高利率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当初的25美元翻了一番还多。

　　安德鲁不记得是否学过“72法则”，但是他自己发明的版本更为简洁：“从1美元到2美元，再到4美元的确很不错，但从4美元到8美元，再到16美元简直是神奇。只要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下一次的翻番就会让你开始踏上致富之路。”

　　8岁时，安德鲁已经明白，相对于持有股票而言，储蓄存款只不过是糟糕的替代品而已。父亲谢尔比鼓励孩子们将打零工的收入进行投资，以取得复利式增长。为了让孩子们认识到财务杠杆的威力，孩子们每投资自己的一美元，谢尔比就再借给他们一美元，以1∶1的配资形式让他们进行投资。

　　在安德鲁买进了价值800美元的泽西联合银行股票之后，谢尔比安排这个小学生股东与银行投资者关系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场电话交流。安德鲁提出问题，然后记下答案。他并不确切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但是股票的表现不错。他在12美元时卖出，然后眼睁睁看着它涨到30多美元。在恼怒之中，他学到了投资生涯的早期教训——过早卖出。然而，他依然获利不菲。

　　10岁的时候，克里斯就已经明白了《伟大经理人》中的投 资理论。当他发现格里·蔡入主联合麦迪逊保险公司后，他买入了这家公司的股票。他曾经听父亲谢尔比说起过“狂野基金”当年的那些故事，从这些故事里，克里斯认定格里·蔡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名人。在一次夏季露营的活动中，克里斯遇到了一个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来的年轻人，就问他：“你们这个麦迪逊与联合麦迪逊保险公司有什么关系吗？”

　　对于早期的投资记录，克里斯和安德鲁都没有保留下来，也记不起他们儿时的投资后来怎么样了。克里斯认为投资应该一直还是在的，在一个被遗忘的股票账户里继续着复利增长。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从来没有抱怨自己没有机会去花这些赚来的钱。他们从父亲谢尔比和爷爷戴维斯那里学到的宝贵一课是：花钱，尤其是乱花钱，是一个令人后悔的习惯。

　　这些孩子小时候住在曼哈顿中城的公寓里，这里可比父亲谢尔比儿时在塔里敦住的老房子昂贵多了。他们的母亲——温迪——从来不理会戴维斯的节俭计划。虽然她不是伊梅尔达·马科斯 [1] ，但她的消费习惯让公公戴维斯非常恼火。她会为圣诞 树买一些手工装饰物，并将住所进行了重新装修。在戴维斯出任大使期间，她为塔克西多公园的家添加了一个正式的花园。她还注重丈夫谢尔比的穿着仪表，谢尔比总是有很多新衬衫、新西服、高档的皮鞋、时髦的袖扣。

　　尽管生活过得很舒服，但安德鲁始终有种感觉，家里没有什么钱。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满耳朵都是戴维斯恼人的节俭咒语：“用尽、穿破、凑合着用、将就着用”。公共汽车是他常用的交通工具，他很少有机会见到出租车的里面是什么样子。

　　1975年，谢尔比和温迪离婚了，之后与办公室的基金助理盖尔·兰辛结婚。盖尔个子高挑、身材苗条、没有废话，但有着微妙的幽默感。她出生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小城镇的普通家庭。当她第一次游览东北湾时，她接受了谢尔比的登山考验。谢尔比带着她登上了1000英尺的悬崖，那里有扶手和梯子。这次考验比之前温迪的那次登山难度大很多，盖尔登顶之时欢呼雀跃，因为她曾经在山脚下徘徊。她通过了登山的测试，还有更好的消息，她还通过了戴维斯家族的节俭测试。

　　谢尔比和盖尔又生了三个孩子，这样，谢尔比一共有六个孩子。（这三个孩子还小，由于在写作本书时他们尚未成年，所以在本书的叙述中将他们省略。）

　　没有了前妻温迪的那种玛莎·斯图尔特式的料理家庭事务，谢尔比只能任由塔克西多的家处于日渐失修的状态，他放弃了 花园的打理，因为雇请园丁也是一笔不菲的花费。在屋里使用柴火取暖以节省天然气费用，没人住的空房间连柴火也省了。省下来的取暖费投入他的基金。当假期外出旅行时，他将房子租出去以赚取额外收入。

　　作为父亲，谢尔比是戴维斯更为成熟的版本，他严肃、偶然开玩笑、沉迷于工作，就像一个监工的工头。在与温迪离婚之后，他在周末去看望孩子们，或偶尔以其他方式联系他们。安德鲁在新的环境中艰难度日，他将这股怒气带进了高中。之后，整整一个夏天，他的继父汤姆·麦凯恩强令他与亲生父亲谢尔比一周共进一次晚餐。这使得父子二人的距离拉近了，他们相处融洽，安德鲁将这种和睦融洽归功于继父的协调。

　　谢尔比最为关心的是孩子们不要被溺爱坏了。无论他们是在简陋的小木屋里过夜，还是在高档公寓里过夜，他们都会被引导着享受这种经历。他们虽然没有亲手挖游泳池的经历，但他们会打扫落叶，清理积雪。一个夏天，他们清理了大量的马利筋草，以至于填满了在塔克西多的家的整个谷仓。这些可不是轻松的消遣，即使爬山磨破了脚，起了水泡，或骑自行车摔下来，磕了脑袋，他们也从不抱怨。

　　在去欧洲或科罗拉多州度假滑雪的时候，全家人天不亮就起来，快速地吃完早餐，尽可能早地到达雪道，为的就是不浪费滑雪缆车的全天票。他们会一直滑雪，直到黄昏时分缆车停工为止。如果有任何一位家庭成员停下来休息一下、吃个午餐或在镇上逛一逛，他就会遭到全家人的质问：“你怎么了？你的肌肉罢工了吗？”

　　有一次在塔克西多家里的游泳池边，克里斯看到他父亲拍打着双臂就像一只搁浅的鱼，看起来有些痛苦。

　　谢尔比一家在塔克西多的家附近做短途旅行时，他举出两个被溺爱坏了的小朋友作为例子，让孩子们防微杜渐。被溺爱坏了这种情况与大手大脚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败家子”这个词在家里一直是最糟糕、最下贱的词。“当安德鲁和我进入高中时，”克里斯回忆道，“当谈到我们女朋友的话题时，父亲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她是不是一个败家女？”

　　尽管谢尔比并不打算与孩子们产生距离感，但他还是说服自己，给孩子们成长的空间，让他们在没有父亲的干预或溺爱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无论他们是否最终选择华尔街，谢尔比作为父亲都希望他们能像自己一样对所选择的职业充满激情。他会表露自己的偏好，但只是偶尔。当女儿多莉选择在一个国家公园里做道路维护工作时，谢尔比认为这个工作埋没了她的天赋。之后，多莉决定去读医科学校，对于这个决定谢尔比大表赞同，因为他心中还怀有一个愿望：将来有一天女儿多莉能管理戴维斯家族的医保基金。

　　20世纪80年代，证券市场的短期交易在华尔街卷起狂潮，谢尔比提醒自己的两个儿子——安德鲁和克里斯——对此要有警惕之心。在市场上杀进杀出的投机行为与戴维斯家族一贯秉承的传统格格不入。

　　“关于投资这件事情，我教育他们，最重要的是我是多么的热爱，”谢尔比回忆说，“即便是在70年代那些糟糕的年份。我确信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挑选股票，我试图让这件事变得有趣和简单。至于涉及数学的部分，例如会计和数据程序表，这些可以以后再学习。我安排他们参与公司的调研工作，寻找有关公司前景的线索。有时候，我进行公司实地调研时会带上他们，就像我父亲当年带上我一样。”

　　谢尔比成长于大型爵士乐和股市混合的年代，而孩子们这一代成长于摇滚乐和股市混合的年代。当孩子们到了初中的年纪，谢尔比给他们每人100美元进行公司分析。安德鲁是个数学天才，他可以在心中运算大型数据的加减，这个技能是从父亲谢尔比那里遗传来的。但是，在这三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小分析师队伍中，谢尔比认为多莉最有前途。她综合了克里斯对于公司前景的全方位分析法，以及安德鲁的精准分析和细节关注。多莉所作的报告是她两个兄弟的两倍之多，有一次她一周就赚了五六百美元。一次，在听了M C I公司总裁令人信服的演讲之后，她用自己的账户买进了这家公司的股票，并在该股上标明“推荐家族买进”。谢尔比起初并没有在意这个提示，但后来采纳了她的建议，以多莉3美元买入成本的两倍价格买进了M C I公司的股票。

　　住在塔克西多的时候，典型的场景是这样的。人们会发现谢尔比待在地下室的小房间里，阅读公文包里的资料。每周五的晚上，他和孩子们一起观看黑白电视机中播放的节目，有卢·鲁凯赛真人秀、《每周华尔街》，接着是《每周华盛顿》，这是必定的流程，那台电视机放在厨房的台面上。“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棒球、曲棍球或好莱坞这些话题。”安德鲁回忆说。“我们讨论的话题都是关于股票和政治。”他还记得与父亲谢尔比一起在缅因州阿卡迪亚国家公园沿着陡峭的山间小径远足时，讨论公司盈利和现金流的情形。“尽管我想和爸爸讨论些别的话题，但谈论的内容最终还是这些。”

　　在学校的教育方面，谢尔比认为成绩的走向要比成绩本身更为重要。他观察孩子们学校成绩的方式与他观察公司利润的变化方式一样：注重上升趋势。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期开始之初的成绩就是A，到了期末还是A，这固然好，但相比之下，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期初的成绩是C，而期末的成绩是A，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克里斯、安德鲁和多莉想给父亲的是一条步步高升的趋势线。

　　尽管这三个孩子沉浸在华尔街（他们那位在曼哈顿证券公司工作的继父也是额外的促进因素），但在高中结束的时候，他们还是对此感到了厌倦。最多产的分析师多莉去哈佛大学读了文学专业，之后到斯坦福大学读了医学。安德鲁就读于缅因州的科尔比学院，读的是心理学专业。这时，《华尔街日报》开始每天出现在他的邮箱里，但他并未订阅该报，安德鲁以为所有的学生都能收到这样的免费报纸。但事实上，这是父亲谢尔比悄悄为他订阅的。

　　源源而来的《华尔街日报》重新点燃了安德鲁对于金钱游戏的兴趣。他一直是一个勤奋努力的人，他将暑假分成了露营和工作两个部分，包括到一家证券公司工作了两个月，这是他的继父安排的。在科尔比学院读完一年级后，他将专业转成了经济和商务。他与亲生父亲谢尔比平时联系不多，直到三年级时，谢尔比才知道他换了专业。安德鲁修完了足够的学分，可以提前毕业。谢尔比给了他一张支票，金额相当于一年的学费，以鼓励他的勤奋努力。安德鲁选择仍然待在学校，放缓脚步，等着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毕业典礼。

　　他和他的同学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与他们成功的父辈保持距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安德鲁从来没有考虑过与父亲谢尔比或爷爷戴维斯一起工作。他也被告知很多次，家庭并不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雇主，甚至不会是他身后最后的靠山。尽管他的父亲在他的生活中并未起着重要作用，安德鲁还是沿着他的足迹，重演了谢尔比的模式。谢尔比当年从学校毕业后被纽约银行录取，安德鲁毕业后被波士顿的肖马特银行录取。谢尔比曾经做过铝、铜、钢铁及其他基础工业品的实习分析师，安德鲁则在潘恩韦伯公司跟着钢铁行业研究专员实习。

　　1986年，安德鲁离开波士顿的肖马特银行，到纽约的潘恩韦伯证券公司工作。他很快就成为公司里债券和股票混合型专家，这种混合型的证券类型被称为“可转换债券”，以华尔街的行话说，是“转换券”。可转换债券像债券一样支付利息，但是如果公司普通股股票表现良好，这类证券也存在获得资本利得的可能性。一个高质量的可转换债券可以在股价上升时让投资者获得上升部分75%～80%的收益，同时其付息特征又使得其下跌空间有限。安德鲁创建了一个10分制评价系统用于这类证券品种的对照评选。

　　在潘恩韦伯证券公司工作的7年时间里，安德鲁的职位飙升，很快成为公司副总裁。他成为公司每日简报会上的演讲明星，这个每日简报会由潘恩韦伯证券公司分布在全球各地的14000名经纪人参与，通过电话连线，倾听市场顾问的意见。

　　戴维斯的另一个孙子克里斯加入华尔街的过程则更为曲折一些，在这个过程中，爷爷戴维斯是主要推动力。爷爷身上的那些不为父亲谢尔比喜欢的部分（例如绅士外表之下的势利，加上自以为是的武断），克里斯却为之倾倒，这令人有点费解。克里斯15岁时，签约成为在戴维斯缅因州家里的夏季厨师。第二年夏天，已经16岁的他取得了驾照，成为家里的司机，常常接送家人往返巴尔港。

　　在学习期间，他每个周末都去爷爷戴维斯位于松树街70号的办公室里上班，将信件放入信封、打印保险信件以及发电传，而发电传这种方式戴维斯从来没有用过。孙子与爷爷的相处非常融洽，交流轻松，这与当年戴维斯、谢尔比父子之间那种有距离的彬彬有礼截然相反。爷孙俩一起讨论政治、华尔街的话题，以及为什么熏肠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奢侈品。

　　“有一天，我们路过办公室旁的空地，”克里斯说，“后来， J.P.摩根在那块空地上建起了总部大厦，但当时那个地方是街头卖食物的小贩们喜欢的地方。“我问爷爷要1美元买热狗。他说：‘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将这1美元进行投资，5年之后会翻一番？以后每5年都会翻一番，等你到了我的年纪，50年之后，这1美元就会变成1024美元。你现在有这么饿吗？线美元去买个热狗？’我想我当然不至于这么饿。在这短短的一瞬间，他教会了我三件事：金钱的价值；复利的价值；自己带钱的重要性。”

　　大约在这期间，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克里斯加入了，他佩戴着列宁胸章，赞扬卡尔·马克思，引用的话，而不是沃伦·巴菲特的话。他将自己的父亲称为“资本主义的走狗”。谢尔比将儿子这种反叛斥为“巨大扭曲”。

　　克里斯卧室的墙上挂着切·格瓦拉的画像，用于在政治上对抗挂在爷爷戴维斯办公室墙上的画像：胡佛、杜威、尼克松、福特、基辛格、里根、布什，以及其他一些共和党的大佬们，还有那些印制在羊皮纸上的奖状与证书。

　　克里斯喜欢动物，从高中时期的暑期度假开始，他就在布朗克斯动物园工作，是义务劳动。他在诊所打扫笼子。作为一个动物爱好者，他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兽医。他参加了康奈尔大学的预科班，并计划成为一个全日制学生，但是学校顾问建议他先用一年时间做些别的事情。当时，远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正好在招收美国学生，克里斯提交了申请并被录取了。他原本打算在那里待1年，但实际上待了4年之久。那里的学费便宜，还可以摆脱父母的监控。“苏格兰是那种你看第一眼就会爱上的地方。”他说。

　　在苏格兰，当克里斯和女朋友一起住在大学附近的一个放羊农场小屋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另一种爱好。他将自己的生活费用安排妥当，每周只需要8美元：4美元购买食品、杂货，4美元偶尔买点啤酒。他毕业时获得了哲学和神学硕士学位，并发现自己对于牧师这个职业很有兴趣。

　　毕业之后，克里斯在位于巴黎的美国大教堂担任牧师助理。掌管该教堂的利奥神父正好来自戴维斯一家在塔克西多住宅附近的一座教堂，也是戴维斯家的朋友。克里斯就睡在教堂一个阁楼的地板上。几英尺下方有张桌子，电话放在桌子上，他每次接电话时需要斜着身子靠在栏杆边上接听。有一次，他接电话时还从上面掉了下来。如果有人想参观他的“房间”的话，需要经过一个大大的十字架才行。

　　克里斯在苏格兰期间与爷爷戴维斯见过面，戴维斯曾到苏格兰访问当地的一些人寿保险公司（life assurance这个词在苏格兰称为life assurance）。苏格兰这个国家拥有很多执着的储户、坚定的投资者，以及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共同基金。很多机构，包括保险公司，都来倾听戴维斯的建议，并通过他的经纪公司 下单交易股票。

　　当戴维斯看到自己的孙子支持、反对华尔街、喜欢研究神学，并没有生气。他开玩笑地对克里斯说：“哲学和神学为你的投资提供了良好的背景。为了投资的成功，你需要哲学。在你遭受折磨的时候，你需要祈祷。”有一次，克里斯旅行到了伦敦，和戴维斯一起吃晚餐。当时，戴维斯住在伦敦一家著名的酒店里，克里斯住在一个贫民窟的公寓里，因为他有些激进的朋友住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穿衣成了一个问题。克里斯既不能在同屋室友面前穿着夹克、打着领带，很酷的样子，也不能穿着激进分子风格的破衣服进出戴维斯住的豪华酒店。为了避免在两个地方都尴尬的局面，他穿着破衣服离开公寓，将那身资本主义的行头装在塑料袋里。他计划在酒店的公共卫生间里换衣服，但是门卫拒绝他进入酒店大堂。于是，他只能围着酒店绕圈，然后找了一个侧门溜进去。

　　和爷爷一起吃饭的时候，克里斯说起前后的经过，戴维斯听起来很有兴趣。他很欣赏克里斯居然可以从哥儿们那里找到在伦敦免费的住所。在如何节约这个美德上，这位共和党大佬与马克思主义支持者竟然达成了一致。

　　这爷孙两人一起在瑞士徒步旅行，当戴维斯与瑞士保险公司的高管会晤时，克里斯就坐在一边旁听。这种场景仿佛是戴维斯带着儿子谢尔比当年情形的重现，只是隔了一代人。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克里斯从爷爷戴维斯身上学到的，比从父亲谢尔比身上学到的还多。谢尔比在帮助克里斯办理了圣安德鲁斯大学入学手续之后，直到克里斯4年之后毕业时，再也没有来过苏格兰。就像之前提到过的，谢尔比与安德鲁失去了联系，与女儿多莉也仅仅是偶有联络，对于多莉最新的恋情也毫不知情。一次，他连续几个晚上打电话到多莉在哈佛大学的宿舍，运气实在不佳，每次都是她的室友接电话，不是说她在上课，就是说她在图书馆，或是在洗澡，诸如此类。之后，他才发现多莉是飞到英格兰去修复恋情了。

　　克里斯从圣安德鲁斯大学毕业，获得了神学硕士学位。但是利奥神父帮助他认识到他并不适合做牧师。此前，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比较适合做兽医。这样，他搬回到美国，在波士顿居住。他母亲的家族在当地颇有名望，他哥哥安德鲁也在波士顿实习工作。

　　由于他的硕士学位和国外的经历，克里斯考虑过在政治和国际事务中的多种职业生涯。他申请过中央情报局（CIA），因为他认为自己早期受到的如何进行公司分析的训练，有助于进行间谍工作。但当中情局向他提出一些“八卦问题”之后，克里斯撤回了工作申请。之后，他尝试着在教育领域找份工作。他向波士顿公共学校发出教师职位的申请，但是由于没有教师资格证而未能成功。

　　在被拒绝了数次之后，他向波士顿一家投资公司——普特南公司——提出工作申请，但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在与该公司秘书闲聊的过程中，秘书告诉他，如果可以早上8：30来的话，她可以安排克里斯与公司老板聊聊。果然，克里斯与老板乔治·普特南终于有机会见了面，但还是没有得到工作机会。他从来没有提到自己是戴维斯的孙子，尽管他知道爷爷与普特南是老朋友。

　　三个孩子从大学毕业之后，谢尔比每月给每个人500美元零用钱。虽然这种“家庭安全网”足以支付克里斯的房租部分，但他不能只靠500美元而不找工作。从他爷爷戴维斯那里借钱是不可想象的，这个老头连1美元都会拒绝借出，因为这1美元意味着50年后的1000美元，他不会为杂货食品店的购物券而发狂，也不会用首付款买车。爷爷戴维斯一直坚持认为：“你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这样，你就不会失去自己赚钱的乐趣。”

　　急于找到工作的克里斯仔细查阅了《波士顿环球报》的分类广告，终于发现了道富银行的一则培训计划广告。父亲谢尔比建议，这家银行的基金业务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正在大量招人。克里斯心中忽然想起来，自己的父亲、哥哥、继父都是在银行得到的培训。可以说，银行和这个家庭有缘。

　　由于克里斯声称自己在大学里辅修了会计课程，道富银行接受了他。为了弥补这个小小的谎言，他在夜校修了会计和经济学课程，这两门课程他在学校都没有学过。白天，他在波士顿郊区道富银行IBM式的校区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银行安排他在每天交易结束后计算一系列基金的净值。

　　在经过数月的计算基金数据工作之后，克里斯被一家小型华尔街投资公司挖走了。这家公司的老板和实际运作人是格雷厄姆·田中先生。在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之前，田中先生曾经在J.P.摩根和丰信国际信托工作过，在那里，他与克里斯的父亲一起工作。当时，田中正在寻找青年才俊，谢尔比鼓励儿子前去申请。克里斯获得新工作后，搬到了纽约。白天，他为田中先生进行分析工作；晚上，他在世贸中心附近的保险学院进修课程。一天晚上，他在学校图书馆里学习，他抬起头来，看到了墙上挂着他爷爷戴维斯的画像。他询问了图书管理员，才知道原来这个图书馆正是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图书馆，是他爷爷捐资建造的。

　　作为田中公司的保险专家，克里斯参加各种会议、拜访各类公司，与CEO们会晤，以期区分哪些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哪些是徒有虚名之辈。90年代后期，在一次由全球保险巨头丘博保险公司赞助的早餐会上，他遇到了父亲和爷爷。这是一次重要的相聚，戴维斯家族的三代人一起出现在同一个会议中，对同一家公司进行调研。他们三个人相互都不知道其他两位会 参加。

　　在走廊喝咖啡的休息时间，爷爷戴维斯提出了一个克里斯无法拒绝的机会：“过来跟我干吧。”他说：“帮我做事。”于是，克里斯离开田中，搬到了戴维斯的松树街公司总部。戴维斯并没有安排他工作，但是出于爷孙俩的亲密关系，克里斯并没有感到失落而不快。

　　克里斯好奇地想：“是不是父亲有意让自己进入这个行业？他安排了我们三个在丘博早餐会上的相会，然后爷爷发出邀请。想想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戴维斯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与此同时，家族第二代的谢尔比也开始考虑自己的退休问题，家族第三代准备接班。他们已经在其他公司得到了磨炼，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安德鲁在潘恩韦伯证券公司，克里斯在田中公司），现在，他们准备接手家族的金融事务。

　　克里斯离开田中公司后，成为爷爷办公室里的全职员工（爷孙俩的办公桌仅仅咫尺之遥）。克里斯注意到爷爷椅子靠背上搭着一件旧的泡泡纱夹克，蓝色的条纹已经磨平，白色条纹已经泛黄。但戴维斯一直穿着件较新的夹克，从不脱下来，于是克里斯认为这件旧夹克或许只是一件纪念物。一天，他突然问爷爷：“椅子上的旧衣服是怎么回事？”

　　戴维斯说：“那是为了应付银行信用审核官员准备的。他们会经常来看看，检查发放出去的融资贷款是否安全。他们会悄悄地来，不会提前通知。如果他们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老板迎接，他们会怀疑老板出去玩了，没有人负责。如果他们看到这件旧衣服搭在这里，他们会认为我只是出去喝个咖啡。”

　　每当爷孙俩离开办公室去参加分析师会议的时候，戴维斯总是一路慢跑，他用手拽住外套，以免被风吹得飘起来。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穿着西服在风中慢跑，这是个很有趣的画面。对此，戴维斯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客户在大街上看到我这个样子，他就知道我不是一个懒惰的人。”

　　戴维斯每周出一期保险通讯，克里斯会撰写一个段落作为样本。让克里斯吃惊的是，这些自己执笔的段落会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下一期的周刊上。渐渐地，从写一段到写两段，最终保险周刊的事情由克里斯完全负责。克里斯说：“我告诉爷爷，他可以完全放心由我来做这件事。”在两年的时间里，克里斯 至少写了50篇通讯。他改变了通讯的版式，省去了爷爷每次都印刷的数据，因为现在每个投资人都能从电脑上得到这些数据。他用省下的空间对特别的公司进行分析报道。经过版面改进的每周保险通讯并未吸引更多的读者反馈，影响力与旧版差不多。

　　于是，克里斯问戴维斯：“既然没有什么读者，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做这个呢？”

　　爷爷回答：“做这个每周保险通讯并不是为了读者，而是为了我们，为我们自己。将想法写成文字，会迫使你进行深入的思考。”

　　克里斯从爷爷那里学到了不能仅仅从表面现象来衡量收益。戴维斯教他如何分析保险公司的保单，保险公司新销售的保单尽管短期有持续的报告亏损，但具有内在的潜力，因为保险销售的佣金和市场费用都在前期扣除，而一张在未来30～40年可以为公司带来收入的保单已经记录在案。

　　每天早上，戴维斯仍然搭乘最早班的塔里敦往返火车，但是他的精力已不如从前。渐渐地，他将重担交给了克里斯，而克里斯也乐于接受此任。当克里斯全面接管每周保险通讯的工作之后，他将注意力转到了戴维斯为数不多的几个客户的“公司账户”上。他说服爷爷对管理的这些投资账户收取管理费，而不是仅仅偶尔卖出时收取佣金。戴维斯认为这个建议不错， 并任命克里斯为经理。

　　当戴维斯的客户们发现他让25岁的孙子克里斯（没有MBA学位）管理账户时，出于礼貌，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动作。克里斯说：“为什么他们不应该谨慎些？我的历练有限，又年轻，还与老板是亲戚关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事实的结果说服了他们，我并非仅仅依靠裙带关系而得到雇用。尽管我没有MBA学位，但无论是爷爷还是父亲，他们都认为在投资公司中，学历并不是必需的，甚至未必是有用的。”

　　“爷爷卸下的担子越多，他就感到越轻松。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放下了重担。”克里斯说。

　　克里斯接过责任重担之后的那个夏天，戴维斯、凯瑟琳夫妇和他们的一对夫妇朋友一起，在缅因州进行一场龙虾野餐，结果迷路了。他们将车停在路边，然后扛着沉重的装备，穿过树林，沿着一条熟悉的小径走到遍布礁石的海滩。他们顽强地在冰冷的海水里游泳，引燃炭火，喝着波本威士忌炖的肉汤，吃着龙虾。杯盘扫尽，大快朵颐之后，天色渐渐变暗，戴维斯他们竟然无法找到之前走过很多次的来时的林间小道。他在灌木丛间跌跌撞撞，腿也被树枝划出了口子。由于一直不见他们回来，管家打电话给海岸警卫队，海岸警卫队将情况通报给当地警方。救援队伍终于在日出时分找到了他们，两对夫妇在树林中度过了寒冷的一夜。

　　这次出行中发生的失误是戴维斯年老体衰的最早警示。此后，他去办公室更少了，也顾不上克里斯了。戴维斯总部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需要处理，公司的承销业务也告结束，他的电话通常很安静，在各地的办公室也解散了。数年之前，谢尔比曾经建议父亲应该将公司卖给E.F.赫顿公司。但赫顿公司在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戴维斯的公司除了戴维斯之外，没有什么价值。最终，这个交易未能实现。

　　1992年的一天，戴维斯来到克里斯的办公室，带来了一个能装下超大尺寸地图的蓝色活页夹，里面是厚厚的电脑打印稿。克里斯从头翻阅，翻着翻着，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阅读的是爷爷戴维斯的职业生涯。这些资料按照公司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在绿色和白色条纹相间的纸上，记录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投资损益。克里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打印稿，他知道谢尔比也没有见过。此时此刻，克里斯的感觉就像受邀进入了一个艺术界的隐士从未公之于众的隐秘工作室。

　　“你看一看这些，然后给我一些建议，卖掉哪些，保留哪些。”戴维斯实事求是地说。“我仔细看看。”克里斯答应道。爷爷居然会征求别人的意见，他感到不可思议，并为此感到荣幸， 受宠若惊之余也略感不安，因为爷爷没有问谢尔比同样的问题。克里斯不清楚戴维斯是否愿意让他将资料给谢尔比看。也许，戴维斯间接的意思是让克里斯作为管道，征寻与他关系疏远的儿子的意见或赢得儿子的欣赏。

　　几个小时后，克里斯将资料放在背包里，骑自行车回到他的公寓。他决定无论爷爷的真实意图如何，他都应该与父亲谢尔比一起阅读这些资料。当天傍晚，他搭乘火车回到塔克西多公园的家里。谢尔比和克里斯父子二人坐在餐厅的桌旁，一页一页翻阅戴维斯给的资料，查看上面的持股记录。

　　谢尔比留意到这些持股中，有十几只股票是他曾经持有和推荐过的。其中包括丰信信托公司。戴维斯在丰信收购了他儿子的公司（谢尔比、帕尔默和比格斯合伙创办的公司）之后买入了这家公司的股票。还有房利美，谢尔比在80年代初以来持有和推荐过该股。还有纽约风险基金，这样说来，戴维斯也买了谢尔比的基金，但没有声张。还有英特尔，一般说来，谢尔比不会碰科技股，但这家公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英特尔股票是他基金的前十大持股之一。他曾经向戴维斯大力推荐过英特尔，但遭到父亲的一口回绝，戴维斯说：“我不相信技术。”

　　翻阅的过程中，谢尔比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克里斯可以看出他被感动了，因为这些资料表明戴维斯悄悄地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投资了他所钟爱的股票，还投资了他的基金。克里斯回忆说：“英特尔、房利美、纽约风险基金，这些词对于父亲而言，是他成年之后，一生都在等待的赞誉之词，但爷爷从来没有亲口说出来过。”

　　“我相信父亲和爷爷都想与对方联系，”克里斯继续说，“但是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太执拗，都希望对方先主动，我夹在中间，所以，我的角色是通过这次投资组合的分享让他们能够重新团聚。”

　　整个晚上，谢尔比和克里斯父子都在翻阅这些资料，它就像一个摸彩袋一样，呈现的投资记录有盈有亏。戴维斯将3/4的资产投资在全球范围的100家保险公司，其余的1/4分布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1500家公司。戴维斯持有的大部分公司在价值线通讯的评分体系中都位居前列。为什么戴维斯持有这么多只股票呢？谢尔比解释说，这与戴维斯一直没有摆脱“持有1000股”的习惯有关。在戴维斯的投资组合总值成长超过1亿美元之后，他给交易商打电话时常常会这样说：“查理，给我买进1000股。”当他有那么多资金需要投资，在保持满仓的情况下，他持有很多公司1000股的股票，记录这些公司名字的本子足以与一个小镇电话号码簿相媲美。

　　谢尔比在掌管纽约风险基金的时候，每只股票的持有单位为1万股。1997年，当克里斯接手的时候，基金的规模更大了，他的交易单位为50万股。“50万股惠普？你疯了吗？”谢尔比会这么 问。这个数字在他看来已经是巨额交易，实际上仅仅占基金资产规模的0.5%，但谢尔比一时难以适应这一交易量级的巨大变化。

　　戴维斯交给孙子克里斯的资料记录，清楚地表明了是什么因素使他跻身福布斯富豪榜。带给他真正成功的，并不是那些厚厚的、像电话号码簿的长长股票名单，而仅仅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几只。这几只股票是戴维斯从60年代起就一直持有的股票——惠氏金融、劳森伯格、沃霍尔。相对于公募基金每年换手率能高达100%的做法，以及大众在股票和基金交易上杀进杀出的短线行为，戴维斯的做法可谓忠诚之极，他在1950年持有的股票，到了1990年依然保留在投资组合里。

　　他持有的汉克·格林伯格的AIG股票此时价值7200万美元。他在1962年投资64.1万美元持有的日本东京海上火险公司的股票此时价值3300万美元。戴维斯另外持有的三只日本股票——三井海上火灾保险、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安田海上火灾保险——加在一起价值4200万美元。

　　在美国国内的投资，除了格林伯格的AIG之外，戴维斯排在第二位的最佳投资与巴菲特有关。他竟然持有巴菲特的旗舰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3000股股票，价值成长为 2700万美元。他还从其他五家保险公司中获利7600万美元，包括托马科、怡安、丘博、资本控股、进步保险公司。此外，他还从房屋按揭贷款的打包商——房利美那里赚了1100万美元（这应该感谢戴维斯家族的第二代谢尔比）。

　　这12只股票一共价值2.61亿美元，换成今天的计算方法，至少相当于中两次或三次强力球彩票的大奖。戴维斯仅仅用了最初5万美元赢得了大奖，这笔奖金用了50年的时间来累积，在这个过程中，他仅仅从中提取很少的、可预计的资金就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一旦他买入了优秀的公司，他最佳的决策就是一直持有，永远不卖出。他坐拥保险股票，度过了每天、每周、每月上上下下的波动。他坐在那里，经过了温和的熊市、严酷的熊市、崩溃、调整，不动如山。他坐在那里，看着分析师们忙忙碌碌地上调和下调公司评级，看着技术图形发出的卖出信号以及基本面的变化。但只要他相信公司继续拥有强有力的领导层以及持续的复利增长能力，他就一直持有。

　　如果将巴菲特的公司也算作保险公司的话（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保险行业有大量投资），戴维斯十二大持股赢家中有11家属于保险公司。唯一例外的房利美也类似保险公司，它既是借方又是贷方，做的是房屋按揭贷款和债券业务。

　　戴维斯投资组合中的次一级赢家（为他赚了400万～900万美元）也是保险公司。这个名单包括圣保罗、CAN金融、汉诺 威、哈特福德蒸汽锅炉保险公司（出售工业锅炉保险）、肯珀、普美利加、萨菲科、20世纪、美国人寿、康萨可以及其他一些公司。这个投资组合赢得胜利的关键在于：为数不多的大赢家是那些值得终生进行的投。